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庄墓镇枣林社区居民在使用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新华社

本报记者 | 白  雪

    物业企业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他们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监督者和促进者，还是居民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充分发挥物业企业的作用，能够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物业对垃圾分类制度普遍呈现出“这是国家政策，是大势所趋，接受、愿意做”等积极的反馈。当然，与之不同的声音也确实存在，“垃圾分类必然会大大提高物业成本”“垃圾分类做不好主要是缺钱”“居民不可能分类的，垃圾分类到最后就是保洁员分类”……
    那么在具体实践中，物业对垃圾分类的认知、态度、做法和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近日，本报记者在以“推动垃圾分类提质增效，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为主题的第七届物业管理创新发展论坛——垃圾分类平行论坛上了解到，在多年的社区实地分类工作中，有不少垃圾分类做得很好的小区，并没有必然地增加额外成本，反而因为他们把自己投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物业企业也由此提升了自身服务能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得到了提高。

物业的关键作用变得重要

    “目前，全国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的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垃圾分类成为绿色低碳新时尚。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和所有居民的参与、基层社区物业企业开展的工作以及积极推动密不可分。”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宏毅表示。
    杨宏毅认为，物业管理具有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是衡量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物业服务企业扎根社区服务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覆盖面广。在各地的法规中物业服务企业也承担着重要的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自2019年以来，住建部确定的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陆续出台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规章，普遍将物业企业规定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
    在垃圾分类启动初期，主管部门、街道、居委会、物业在设施建设、宣传动员、值守督导等方面联手行动，一般都能起到较好的效果，居民的分类行为也转变较快。如今，各地立法已经推动4~5年，启动阶段的轰轰烈烈已然不再，垃圾分类进入长效维持期，依靠制度化的、可持续的机制来保障垃圾分类成果不退、效果不减，物业的关键作用也随之变得非常重要。
    环保组织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近日发布的《物业企业参与垃圾分类的动力和条件》报告显示，在现有条件下，要让物业持续有效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确实存在不少真切的痛点，比如，物业在小区中“服务者”的位置，使其很难扮演好立法所要求的分类“管理者”角色；物业费中的保洁费、垃圾清运费往往多年未涨，已经存在入不敷出的情况，再加上垃圾分类工作，物业在财务上感觉吃力等。
    不过实际上，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在多年的社区实地分类工作和调研中了解到，有不少垃圾分类做得很好的小区，并没有必然地增加额外成本，反而因为他们积极把自己投入到这项由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的环保工作中，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而被政府看见，给到他们不少的荣誉和奖励，物业企业也由此提升了自身服务能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得到了提高。

各地探索垃圾分类有效路径

    地方政府可以为垃圾分类创造更好的条件，如福建省厦门市出台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规划审批要求》，将老旧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可结合场地状况在用地红线内设置，不需考虑建筑退线。而物业自身也要善于主动争取政府在经费、制度方面的支持，并跟社会各方协同，发挥企业的社会效益。
    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城市环境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赵海涛提出，拓宽“增效”路径是当前垃圾分类管理的重要方向。例如，一些地区已经尝试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厦门的实践显示，垃圾分类产生的碳配额可能成为未来的“紧俏货”，为物业企业创造新的机会和经济增长点。
    北京观澜国际花园物业用实际行动去影响小区居民配合物业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北京燕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观澜国际花园项目经理周丽丽介绍：“对于依赖二次分拣的小区而言，保洁员值守和二次分拣带来的长期成本是物业无法规避的。但在观澜国际小区，虽然在垃圾分类启动阶段管理层投入了很多精力，但由于后续小区居民自主分类率长期保持在90%以上，这意味着无需二次分拣，长期人员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青岛城阳万科蝶城的业主从“被服务者”变成了社区“共建者”，和物业成为“队友”。青岛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环境牵头人张卫忠以玫瑰里小区为例介绍，2021~2024年，累计减少50吨厨余和园林垃圾外运，同时产生17吨有机肥回馈小区土壤，相当于减少碳排放53.7吨二氧化碳当量。同时，该小区建成300平方米的堆肥生态花园和3个共建共享绿色空间，找到了推动居民自主分类的切入口。
    2022年，青岛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优化了堆肥设施和管理流程，形成一套可复制的新模式，推广到另外4个小区。2023年，青岛农业大学资环学院对堆肥成果进行检测，各项指标均达标。
    据介绍，4年间，蝶城累计减少厨余和园林垃圾外运量约100吨。
    在土地紧张、垃圾产生量大、处理方法有限的情况下，香港很早就关注垃圾收费制度，以期减少垃圾产生，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并减少对垃圾处置设施的依赖。环保组织中国香港绿惜地球副总干事黄子劲介绍：“垃圾收费会给物业管理带来挑战，因为物业要加强和业户的沟通，以及跟进使用违规袋投放的个案等，在实施初期运作成本难免增加。但随着市民垃圾减量意识的提高，物业管辖范围内垃圾量会减少，从长期来看反而会降低物业管理成本以及整体的社会成本。”

仅靠物业企业很难实现社区垃圾分类目标

    对于物业实行垃圾分类管理时的一些常见困惑，如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难以把意识转化为行动，而面对不配合的居民，物业也显得无能为力，物业担心垃圾分类会增加管理成本、缺乏配套机制、对分类效果没有客观的评价指标等问题。对此，赵海涛建议：“根据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制定符合实际的分类标准和操作流程，这样既能提高居民的参与度，还能帮助物业企业提升居民服务价值。”
    2023年，环保组织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在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调研发现，物业对垃圾分类制度普遍呈现出“这是国家政策，是大势所趋，接受、愿意做”等积极的反馈。不过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光靠物业企业显然很难实现一个社区垃圾分类的目标。
    物业企业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管不住”，即难以独立承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的角色；“管不起”，垃圾分类增加了工作成本，却无法从现有的机制中获得相应的补充；赏罚不够公平，处罚对物业过于严苛而很少直接处罚不分类的居民；分类在不同区域未统一推行，导致依法执行垃圾分类的物业，反而受到不分类居民的抱怨……
    要克服这些困难，从主观方面，环保组织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政策主任谢新源建议，首先物业企业要突破自身的认知局限，看到垃圾分类并不必然意味着持续投入高成本，只是很多物业还没有找到和落实动员居民的正确方法。如，通过定时定点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果；在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严格要求居民自己养成分类习惯，而不能由保洁人员代劳等。
    除物业自身因素外，他还建议相关部门、社区其他相关方也要优化制度条件，帮助物业突围：街道、居委会尤其在垃圾分类初期，要带领物业做好居民动员、撤桶并点等工作。相关部门要帮助物业实现经济上可持续，包括合理提高物业费中的保洁费和垃圾清运费；把垃圾分类的正确方法传递给物业经理，避免二次分拣带来的长期成本等。